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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发布时间:2020-01-20 1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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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于2019年8月在江西省新余市举办了“第十六届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继而于2019年11月在北京举办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2019年学术年会第九分会场,来自国内近50所高校和科研院的120多位专家、学者分别参加了这两次学术研讨会。两次学术研讨会收到论文或摘要百余篇,采取大会报告、分会场研讨和研究生论坛等形式展开研讨。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围绕“新时代科技文化创新”和“新时代科技文化前沿问题研究”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现将会议概况和学术交流情况综述如下。

  1、新时代中国科技文化创新与发展探究

  武汉理工大学杨怀中教授在题为《文化自信与新时代科技文化创新》的报告中提出,对于新时代科技文化创新而言,要站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坚定文化自信,切实把科技文化融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努力实现中国传统科技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科学院大学孟建伟教授在题为《走向科学文化哲学》的报告中提出,现有的科学哲学没有将科学看作是一种文化,要从根本上摆脱这一困境,关键是要在二者之间构建一种既不同于知识论又区别于文化论的研究范式,走向“科学文化哲学”,从而达到新的综合。科学文化哲学在中国有着深厚的传统底蕴,有利于未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袁江洋教授在题为《科学文化: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新方向——科学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报告中提出,在当代中国大力开展科学文化建设和传播工作,以此促进科学技术事业和提升民族理性,这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摆脱拜金主义、官本位意识,坚持走改革开放的社会-文化发展道路而言是当务之急,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的真正复兴——民族理性意识的大觉醒以及相关的主导价值重建工程——而言是长远之计。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刘国章教授在题为《科技文化创新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关系探究》的报告中提出,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科技文化创新的基础性作用。新科技文化观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科技文化观,而是自然科技文化观与人文社会科技文化观差异协同的整体和系统化的科技文化观。走向整体和系统化的新型科技文化观才能真正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与社会自身的和谐稳定,以及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山东大学马佰莲教授在题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理论形态演变70年》的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党制定科技政策的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占主导地位的科学文化理论形态依次经历了从科学上层建筑论、科学生产力论、科学先进文化论到生态文化论等形态的发展。

  2、技术前沿的伦理文化反思

  中国科学院 《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李醒民教授在题为《技性科学的伦理争执透视》的报告中以基因和人工智能技性科学为例,深入剖析了技性科学引发的扮演上帝或违背自然、人类中心主义和基因决定论、人的概念和人的尊严、技性科学的风险与伦理、学术自由与伦理到位等一些根本性的争议性伦理问题。

  湖南师范大学毛新志教授在题为《人类基因编辑的伦理问题及其反思》的报告中提出,要重视基因编辑风险的伦理评估,加强基因编辑的伦理挑战与伦理问题的研究,建立人类基因编辑的伦理治理框架,加强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规制,有效应对基因编辑的风险和伦理挑战。

  长沙理工大学易显飞教授在题为《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及其治理》的报告中提出,“人类增强技术”带来了人的自主性、技术的安全性、认知能力退化、情绪情感与人格的“同一性”、道德个体自我认同缺失、威胁个体自由、对未增强者不公平等伦理风险。防范“人类增强技术”伦理风险需要加强增强技术研发主体“负责任创新”意识的培养、从社会控制层面展开伦理评估、提升公众对新兴人类增强技术伦理风险的认知力和创新政府风险治理模式。

  北京科技大学潘建红教授在题为《高科技伦理亟待从共识走向共律》的报告中提出,应充分认识高科技的伦理风险,为科学研究划定明确的伦理与法律规范边界。高科技伦理亟待从共识走向共律,需将伦理、制度及法治等贯穿在高科技活动的全过程,让规则发挥强有力的约束作用,保证高科技能在安全、可靠、可控的范围内进行运用。

  3、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科技文化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林坚教授在题为《新媒体的特性、技术支撑及其对文化生态的影响》的报告中提出,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主要载体的新媒体对文化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改变了文化生产和传播的方式;改变了人们沟通交流的方式,增强了文化的互动性特征;对文化的大众化产生持久的影响;反映了文化发展的后现代趋势,使整个文化生态表现出开放性和多元化的特征;体现了文化和技术的相互影响;唤醒了个体的自我意识。

  广州行政学院李三虎教授在题为《5G时代的流量正义和网络中立之争及治理前瞻》的报告中提出,在5G影响社会的不确定情况下,要坚持网络的中立与开放原则,把消除流量歧视体现到新的技术标准中,支持企业研发更先进的安全技术并进行相关环境基础研究,同时注重建立利益相关方的责任共担和利益共享机制,为5G网络健康安全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武汉理工大学孙德忠教授在题为《大数据背景下人的主体性的困境与重塑》的报告中提出,大数据技术在增强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也给主体性造成了下述困境:人的数据化存在、人与数据相异化、大数据技术异化、单向度的人的彻底生成。大数据背景下重建人的主体性的路径在于:在虚拟主体中确立现实主体性、正视大数据与数据技术、建立健全相关大数据技术法律和制度等。

  广西民族大学高剑平教授在题为《大数据与当代社会秩序重建》的报告中提出,大数据将改写人类的认知模式、行为方式、社会结构和资源配置的模式,成为一种社会关系的构建力量。未来相当一段时期的竞争是基于数据、算法与算力之间的信息科学技术的竞争。

  江西财经大学黄欣荣教授在题为《人工智能悲观主义批判》的报告中提出,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兴起,各种悲观主义观点也应运而生。人工智能虽然可能给人类带来各种新问题,但悲观主义是缺乏根据的。从技术本质来看,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劳动只是人类解放的继续;从技术进展来看,人工智能被许多人高估;从人机关系来看,人工智能与人类完全可能相互依存、和谐共生。因此,我们应该乐观面对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

  东北大学朱春艳教授在题为《数字化时代创造性劳工的矛盾处境及其根源探析》的报告中提出,在数字化时代创造性劳工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但是,当今社会市场主导的经济模式本质上仍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模式,创造性劳工需要联合起来对抗资本的控制和剥削,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创造并实现自我解放。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分析数字化时代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解放军总医院赵美娟教授在题为《大数据时代的文化意味》的报告中提出,大数据带来文化新时代,那种简单线性的、因果性的思维惯性,被线性与非线性、因果与关联性、理性与感性等认知方式取代。要全体不要抽样;要效率而不要精准;要相关,不仅因果。

  4、科学认识和技术发展的文化审视

  华南师范大学肖显静教授在题为《弗朗西斯·培根“侵扰自然”实验思想的哲学基础探析》的报告中提出,弗朗西斯·培根基于“为人类而发现”以及“诡辩哲学”和“迷信哲学”不能作出对自然作出有效的认识,而提倡走向自然,通过“光”的实验,获得认识。培根的“侵扰自然”的实验思想将科学从神学以及哲学中独立出来,引导科学进入现代。

  华中师范大学李宏伟教授在题为《后SSK的实践与文化转向》的报告中提出,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破除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认识论中心和社会规范解释原则,从实验走向实验室异质要素“去中心化”的冲撞与博弈。后SSK关注科学实践中“技术”“行动”“干预”等各种可见要素,从实验走向实验室以及实验室之外的技术与工业领域,走向科学与技术的社会与文化研究。

  北京化工大学张明国教授在题为《技术与信仰:从技术转移的观点看》的报告中提出,技术是以技术文化的形式存在于文化之中,技术文化的特殊性导致技术转移中产生文化摩擦,技术制度转移和观念转移能够牵引它背后的社会文化、制度、信仰的转移。如果传授者和接受者的信仰不同,就存在一个信仰的冲突。如何正确的对待不同于自己信仰的另外一个信仰,以开放性的眼光来对待双方的信仰,这是我们应该解决的问题。

  湖南行政学院毛明芳教授在题为《现代技术风险的文化审视》的报告中提出,影响现代技术风险形成的文化因素主要包括技术价值观、对政府管理机构和制度的信任感、文化群体的归属、宗教信仰、跨国差异等。规避现代技术风险,需要从社会文化方面着手,树立科学的技术价值观、重建社会公众对政府管理机构和制度的信任、加强对技术专家的伦理规约、进行跨文化的风险沟通。

  5、科学文化、人文文化和产业文化及其关系探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徐治立教授在题为《两种文化交融及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实践反思》的报告中提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是两种文化的极端形态,而不是这两种文化的根本精神,实质上都是广义人文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基于美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实践中两种文化交融状况的考察,能够领悟到两种文化融合实践的复杂性。两种文化融合的趋势将越来越强,一种在精神层面和现实层面整合两者的新型文化正在涌现,必然推动两种文化的融合和发展。

  湖南大学彭福扬教授在题为《产业文化及其建设意义》的报告中提出,科技文化应该包括科学文化、技术文化、工程文化和产业文化。产业文化是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两种文化的结合部,不仅是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文化支撑,还为人文文化的发展提供养料。产业文化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引领。产业与生态内在地统一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性建构是通过产业实现的。

  6、科学文化素质研究

  清华大学刘立教授在题为《国家科学文化素质测评指标体系》的报告中提出“国家科学文化素质”新概念。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具有一定的功能结构层次,分别满足公民生存生活、工作职业、精神文化和参与公共事务四个层次的需要;提出了国家科学文化素质测评的三个一级指标,分别是:国家教育状态、国家科技状态、公众理解科学状态。并提出相关的二级指标。

  江西理工大学刘磊副教授在题为《新时代科技创新文化建设与企业家科学素质测评》的报告中提出,企业家作为科技创新文化建设的关键主体,其科学素质非常重要。企业家科学素质是对科技创新文化建设中公众科学素质的拓展和深化。开展企业家科学素质测评应坚持科学性、情境性、实践性、动态性等原则。

  总之,这两次学术研讨会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既有多位学术造诣甚深的国内著名专家,又有许多中青年后起之秀,还有一大批莘莘学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体现了我国科技文化研究事业兴旺发达,人才济济,后继有人。通过此次研讨会,与会代表提出的许多富有创新性、合理性的建议,必将对推进新时代科技文化创新和发展产生积极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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